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的国家里，很多人潜意识里都在忙着为“他者”列出种种的特征性，以为了解了他们的特征性就是一种了解，就是一种包容。越是如此，更容易为他者加上标签，而标签会潜意识的显现在你通过语言和行为上对“他者”的揣度。我也常常会这样。
当然我也忘了，在“他者”的眼中，我也是“他者”。但是，意识到自己是“他者”时，我就会觉得脆弱与无力，于是努力的摆脱，反抗，甚至侵略性的要让身份得以扶正，凸显与我与“他者”的差异或相同。
这是一个“他者”和“他者”的社会。多元性是文明社会的一个es muss sein. 我套的是昆德拉在《生命中无法承重的轻》的es muss sein：一个是沉重的存在。但是，我也认为文明的多元性也是轻盈的。多元的文化的状态必有其矛盾性：既要寻求统一，也同时渴求独特的多元性。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进程，有时惊涛骇浪，有时细水长流。不同的文化在共存联盟的游戏过程中，各个文化有些时候固执韧性，有些时候灵巧多变。进程如果是为了要进步，那么合作是必须的。但是合作的前提是如何保持各文化的独特性，并寻求多样性带来的成果。如果矛盾无法解决，斯特劳斯（Claude Levi-Strauss)提醒”当心盲目的地方主义，把人类的优越权赋予一个种族、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倾向；而且要永远记得人类没有一个社会具有可应用于一切的方子。“
精英式的功利思考主宰了新加坡多元社会的发展历程。虽然把“多元”挂在嘴上，但是，决策和执行的方式却是排他性的优越作风。最后，社群感觉强烈的被孤立。决策者和资源的操控者耽溺于自己的论述当中；即使尝试对话，其实只是在丰富自己的独白。在剧场里，独白的目的无外让人物捍卫自己的想法，或因为人物感到脆弱，利用独白来为自己加持打气。
成汉通、傅海燕、地铁和部长薪金等事件后当事人的反应，彰显了这些执政精英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感。新加坡的教育向来都不注重辩证，所以这个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精英也必然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对现象进行透视和反思。多元社会的矛盾如果是用强势的优越感（即便是柔性的体现）来处理，只会招来更多的对立与冲突。
多元不是一个负担。但是在新加坡执政者的论述里，多元的社会像一个随时会发疯的野兽。不得不用Claude Levi-Strauss的另一句话：“野蛮人，是相信存在野蛮性的人。”
